本文主要論述了俄國儒學及儒學研究的概況。
俄國儒學是俄國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十八世紀開始，俄國漢學醞釀了十九世紀的俄國儒學，經歷了帝俄時期，蘇俄時期以及當代俄國。
十八世紀俄國國勢日漸強大，經過彼得一世改革後，中國文化熱潮由歐洲傳入俄國。恰克圖條約簽訂後，俄、中雙方的文化交流有了法律保障，滿清三次派遣使臣前往俄國，均給俄國帶去正面的形象，使得俄國主動與滿清建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交流，促成了十八世紀俄國漢學產生。通過十八世紀俄國不斷地收集漢籍圖書，以及進行字典、詞典的編撰，尤其是漢學的引進和儒學典籍翻譯，十九世紀俄國儒學產生條件得以具備。十九世紀俄國儒學發展成果豐碩。出現了比丘林、王西里等等著名漢學家；十九世紀俄國儒學日漸成熟，充滿俄羅斯民族的詮釋與理解，對比東亞儒學，俄國儒學與東亞儒學有截然不同的屬性：即主動的開展儒學，但始終在文化上保持第三者審視的態度，儒學並沒有成為俄國民眾的生活與倫理哲學。
二十世紀的蘇俄儒學具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問題，革命主題超過了儒學本身，儒學研究的興衰受制於中蘇關係的親疏。當代俄國的儒學回歸學術，儒學在俄國又重新興起，形成了幾個著名的儒學研究中心。
本文針對俄國儒學研究相關材料，以漢學研究方法，從目錄搜集、整理、文獻調查與統計，就十八世紀俄國漢學、十九世紀到當代的俄國儒學（包括儒學研究）進行探討，論述俄國儒學發展的基源問題，運用斷代研究、問題研究等學術史研究方法，對俄國儒學的興起、傳播、接受以及重要儒學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力圖呈現俄國儒學的完整面貌。
本文總結俄國儒學的特點及價值如下：首先，俄國儒學的特色是從東方學到儒學，以俄國東正教背景研究儒學，並排斥歐洲中心論。其次，俄國儒學藉助漢語、蒙語、滿語、拉丁語等多種東西方語言。第三，具有獨特的傳教團背景，且具有政治屬性。
本文通過對俄國儒學的研究，梳理出俄國儒學及其研究的進程：第一、初期不懂漢語，透過蒙、滿等多種語言，從東方學、漢學開始再深入到儒學。因此，首要的問題是語法的研究和字典、詞典的編撰等，同時進行文獻收集和翻譯。第二，俄國儒學受東正教主導，並有意識地選擇研究對象。第三、俄國儒學家多以理論研究，大多數缺少實地考察的經驗，即便如比丘林在北京長期的生活和深入到北京的各個階層，也僅僅停留在首都。第四、俄國儒學受俄中國際關係的影響，無論是帝俄時期還是蘇俄時期，俄國儒學與孔子的地位一同成為政治的風向標。
本文以研究者的視角對俄國儒學進行研究，屬於後設研究的範疇，同時俄國儒學也是范比較文化的範疇，期望通過俄國儒學這一它山之石可以起到對儒學的自我審視和新的思考。

This study presents a narrative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Studies in Russia.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Russian Sinology. Since the 18th century, Russian Sinology has been fostering the growth of 19th century Russian Confucianism, extending from imperial Russia to the Soviet period, and lasting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day.
Russian state power became significant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particularly following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It was during this time that Chinese culture took root in Russia via Europe. Following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of Kyakhta,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had a legal basis, and the Manchurian Qing Dynasty trice dispatched embassies to Russia, leaving a lasting positive impression. The Russian state actively sought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leading to the foundations of Russian Sinology. Throughout the 18th century, the Russian state continuously absorbed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edited lexicons and dictionary. The introduction of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ist canon created a considerably fertile environment for Russian Confucian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results were indeed impressive. Important sinologists include Bichurin and Vasilyev. By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ist canon had already demonstrated a distinct character compared to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However, their active engagement was positioned from afar as a third party perspective, and Confucianism did not seep into the Russian public's psyche or ethics.
The Soviet Un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a socialist ideology-led approach that focused much more on revolutionary themes than Confucianist questions. Confucianist studies were also subject to the uncertaintie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Modern Russian Confucianism was more directed towards pure academic questions, which led to a revival in Russia and a few well-known Confucianist studies cent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materials associated with Confucianist studies in Russia, approaching the field with primarily a Sinologist's tool kit such as surveys of bibliographical entries, sorti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iscuss 18th century Russian Sinology and Russian Confucianism (including Confucianist studie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he nar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focused on fundamentals, using period-based research and question-formation methods to delineate the rise, dissemination, reception,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Confucianist studies and Confucianist scholars. The result is a holistic presentation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This study's conclusion on Russian Confucianism's peculiar aspects and values are given as follows. First, Russian Confucianism comprises orientalist studies to Confucianism wit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n the background and is fundamentally non-Eurocentric. Secondly, Russian Confucianism requires knowledge in Chinese, Mongolian, Manchurian, and Latin, which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its missionary roots and political component.
This study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identifies several strands of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onfucianism and its associated studies. First, the tradition began with no knowledge of Chinese, and the primary language of study was Mongolian and Manchurian; the pathway was also first Orientalist studies and Sinology before making inroads with Confucianism itself. Therefore, the critical issue is syntax, lexicon, and dictionary availability, followed by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Second,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led by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which consciously selects specific study subjects. Third, Russian Confucianists are more theory-based, with little field survey experience. Although Bichurin stayed in Beijing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and attempted to penetrate different social hierarchies, his experience remained exclusively limited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Four, Russian Confucianism is subject to the impact of Russian-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imperial period or the Soviet period, Russian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us himself were treated as political weather vanes.
This author hopes that the present study will be able to engage in Russian Confucianism with a meta-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reat Russian Confucianism as structurally a matter of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n Russian Confucianism may provide a viable means of self-reflection that leads to new ways of thinking in Confucianist studies.

目錄
第一章緒論 5
第一節 俄國及俄國文化 5
壹、俄國的前世今生 5
參、俄國儒學的研究意義 16
第二節 研究主題的界定 17
壹、儒學及漢學的概念 17
貳、俄國儒學的概念以及與俄國漢學的關係 19
參、俄國儒學與俄國漢學其他部分的關係 20
肆、俄國儒學與俄國儒學研究 21
伍、研究對象以中國學者的儒學研究為主 21
陸、俄國儒學的歷史範疇 22
柒、本文要解決的學術問題 23
第三節 研究文獻範圍與文本分析 23
壹、俄國儒學回顧 23
貳、本文主要的參考文獻及部分參考文獻的文本分析 28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步驟 35
壹、研究者角度 35
貳、漢學研究的方法 35
參、俄國儒學發展的基源問題 36
第二章十八世紀前後的俄國儒學 39
第一節 十七到十九世紀俄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知 39
壹、旅行家眼中的中國人 40
貳、傳教團成員眼中的中國及中國人 41
參、十八世紀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性質 43
第二節 俄國漢學家比丘林關於儒學起源的論述 43
壹、中國學者關於儒學是否為宗教的討論 44
貳、儒學的起源與中國古代政治、宗教有關 45
參、與中國古代哲學有關 49
第三節 十八世紀以前的俄國儒學傳播 50
壹、滿清初期官方的語言 50
貳、關於漢俄語言的中介 52
參、清代以前的歐洲儒學及其與俄國儒學的關係 54
第四節 俄國漢學的形成條件 61
壹、俄國的國勢與政治 62
貳、歐洲的中國文化熱從歐洲傳到俄國 63
參、雙邊文化交流有了法律保障 64
肆、滿清官方形象的正面影響 65
第五節 俄國儒學的產生條件及儒學傳播 66
壹、漢籍收藏 66
貳、字典詞典的編撰 69
參、十八世紀漢學的引進和儒學典籍的翻譯以及儒學傳播 70
第六節 十八世紀俄國漢學特點 79
壹、漢學研究動機複雜多元 79
貳、初期由歐洲引進的漢學 80
參、從儒家經典入手 80
肆、傳教團背景下的俄國漢學 81
伍、初期以滿語為主的俄國漢學 83
第三章十九世紀的俄國儒學 87
第一節 學術背景及漢籍收藏 87
第二節 俄國儒學的傳播與研究 88
壹、尼基塔．雅金夫．比丘林的儒學成就 88
貳、巴維爾．伊萬諾維奇．卡緬斯基的儒學傳播 103
參、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裡耶夫的儒學成就 106
肆、十九世紀的其他儒學傳播者 120
第三節 此期俄國儒學的影響 122
第四節 十九世紀的俄國儒學特點 124
壹、從宗教團到大學 125
貳、從政治、宗教過渡到學術 125
參、研究的文獻和所用的語言不同 126
第五節 俄國儒學與東亞儒學比較 126
壹、社會作用不同 126
貳、經歷的歷史時期不同 127
參、東亞儒學有傳承並還演化出自我的內涵 128
肆、東亞儒學與俄國儒學產生差異的根源 130
第四章二十世紀的俄國儒學 133
第一節 社會背景 133
壹、蘇聯解體前的俄國社會 133
貳、蘇聯解體後的俄國社會 134
第二節 俄國儒學成就 135
壹、蘇聯解體前的儒學成果 135
壹、蘇聯解體後的儒學成果 139
第三節 此期儒學的社會影響及儒學特點 143
壹、儒學對前蘇聯的影響 143
貳、俄國儒學對解體後的俄羅斯的影響 145
參、當代俄國的漢學研究基地 146
第五章俄國儒學研究評述 149
第一節 俄國儒學的特色及研究價值 149
壹、從東方學到儒學 150
貳、俄國東正教背景的儒學研究 151
參、排斥歐洲中心論 152
肆、俄國儒學所用語言的特色 157
伍、以傳教團為背景的政治屬性 157
第二節 俄國儒學研究的問題 158
壹、方法論問題 159
貳、受體系化制約的問題 167
第六章 結論 173
附錄一 當代俄國漢學中心 179
附錄二 漢學家手稿的館藏機構名稱及縮寫 179
附錄三 滿文文獻 183
附錄四 漢籍收藏機構 183
附錄五 部分拍攝於俄國的圖片資料 185
參考文獻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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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онтьев] Букварь китайской состоящей из дву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жек, служит у Китайцев для начальнаго обучения малолетных детей основанием. Писан на стихах и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много Китай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 Перевел с Китайскаго и Манжурскаго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язык Надворный Советник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иев. – СПб., 1779. 《識字本》一本由兩本中文書籍組成的中文入門識字課本，在中國是為兒童掌握漢語教學的基礎教材。用詩歌的形式書寫，書中有很多中國諺語。從中文和滿語翻譯成俄語的，七等文官阿列克謝•列昂捷夫，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17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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